| 陈庆魁教授于1920年1月7日出生于山东省历城，9天后母亲因病去世，在奶奶的悉心抚育下长大。1927年9月,年仅七岁的陈庆魁随父亲来到北京，并开始了求学生涯。此后的十年间，他先后就读于北京外交部小学、北京华北中学。幼年时的陈庆魁聪明好学，酷爱读书，成绩优良的同时，他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国诗词和小说，积累了深厚的文学修养，也造就了他日后良好的医德和文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庆魁随全家流亡到西安，进入西安高中学习。国难当头之际，他不仅更加刻苦的学习，还积极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运动中，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用歌咏、话剧、讲演，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动员宣传抗日救国。
1938年7月, 陈庆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立不久的西北联合大学，从此步入了神圣的医学殿堂。在大学期间，他如饥似渴的汲取医学知识，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功底。他不忘国耻，积极参加并组织各类活动来宣传抗日救国。大学第一学期他参加了新生剧团演出，后来担任学校话剧组长，组织了《夜光杯》、《雷雨》、《北京人》的演出，募捐支援抗日，还通过办壁板、演讲等活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
1944年7月, 陈庆魁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成都空军医院，任眼科医师，从此开始了他眼科医生的职业生涯。1946年11月任徐州联勤总医院眼科主治军医。1948年10月，工作再次调整，回到母校，在原西北医学院眼科工作，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为西北地区和我国的眼科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热情和精力，直至1992年病逝。
陈庆魁教授历任民盟五届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委五届常务委员、西安市第四届人大代表、中华眼科学会第二届委员、中华医学会陕西分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眼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西安医科大学眼病研究室主任、第二附属医院眼科教研室主任等职。
陈庆魁教授献身眼科事业近半个世纪，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在医疗、教学、科研和防盲治盲事业中都卓有建树,陈庆魁教授毕生为眼科医学事业勤奋工作，他对技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长期工作在临床第一线，即使节假日都坚持到病房查房。经常是第一个到病房，最后一个离开。手术前他经常翻阅文献，提前设计好手术方案，做到胸有成竹。五十年代，他经常下乡，深入基层，开展沙眼防治工作。为了表彰他对眼科事业的卓越贡献，1960年被评为全国年度红旗手。1970年～1973年，陈教授被下放到陕南边远贫困的紫阳县，下放期间，他协助紫阳县医院创立了眼科，为当地的老百姓治疗眼病，解除痛苦，并与当地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后，还有紫阳的老乡专程到西安来看他，对他当年给予的救治表示感谢。在他70余岁高龄时，仍然抱病坚持门诊和主任查房，并到西安市中心医院和西安市二院查房和进行业务技术指导，为群众治疗眼病，他从来不计报酬，不图名利，表现了一个医务工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曾非常谦虚地说：“我自己是十八面兵器样样都行，但样样稀松”。为了让眼科每位医师都能有专业特长，在他任眼科主任期间，为眼科的主治医师进行了专业分工，他说：“我一生为二附院眼科的最大贡献就是为眼科主治医师进行了专业分工，让每个人都有一个技术过硬的专业，不要样样都通，但是每样都不精”。陈教授的这一理念和做法，为二附院眼科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在眼科研究方面勇于开拓，勤于探索。他一生发表论文50余篇，1950年~1960年十年间在中华眼科杂志发表论文7篇，主要论文有《视盘血管炎缺血性视乳头病变与低眼压型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的相关鉴别》、《角膜瘘》、《外伤性黄斑部裂孔形成》、《双盘》、《囊肿样透明动脉遗迹》、《白点状视网膜炎》、《陕西省八个地区盲目及沙眼患者统计分析》、《外伤性视网膜震荡和晶状体环状与玫瑰花形浑浊》、《眼眶蜂窝组织并发视网膜脱离》、《眼球后退综合症》。1975年在全国最早开展“睫状体上腔巩膜条或硅胶条移植术治疗青光眼的动物试验与临床应用的研究”，同时还进行了“同种角膜移植的临床研究和异种角膜移植的动物试验”。他一生致力于眼底病的研究，在西北地区率先开展了视网膜脱离复位术。他主持的《眼底电视诊断仪的研制与临床应用》获1979年陕西省科技成果二等奖，他的学术论文《糖尿病微循环的研究》与《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的发病机制与治疗研究》获得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作为一个医学院校的医生，他从没忘记自己肩上的三重责任：即“医疗、教学、科研”，三者比较全面。他非常重视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备课极其认真，讲课深入浅出，使学生爱听易懂。听过他讲课的人一致认为，听陈教授讲课是一种享受。他总是将书本上的内容融为自己的东西，然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有时候还不忘来点诙谐幽默，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了便于学生记忆，他将许多病的临床表现或治疗方法总结成顺口溜，如将原发性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临床表现总结为“虹（虹视）、痛（眼痛，头痛）、吐（恶心，呕吐），高（眼压高）、大（瞳孔大）、雾（雾视）”六个字，这已经成为经典被许多老师经常在课堂上引用。在60岁以后，他仍然坚持为学生上大课，并培养了众多眼科研究生。他亲自编写了学校的《眼科教学大纲》、《眼科见习指导》，多年来成为我校眼科本科生教学的范本。同时他还特别重视下级医生和科研人员的培养，每周进行主任大查房，定期举行疑难病历讨论，循循善诱，培养每个医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科研能力。六十年代，他举办了三期“西北地区眼科医生学习班”，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眼科专业人才，造就了大批立志献身眼科事业的医生。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不少人已成为知名眼科专家。他曾说过“愿能作架人梯，让我的学生们踩着我的肩膀，攀登上眼科学的高峰”，他说到也做到了。他主编《眼科临床专题讲座》，编写《眼病治疗学》、《角膜病论丛》，成为当时眼科医生学习眼科的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陈庆魁教授一生勤奋好学，通晓多国语言，任一些眼科杂志编委期间，在繁重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精心修改稿件、审阅论文，常常熬到深夜，第二天又继续投入到紧张繁忙的临床工作。他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积劳成疾，为西北地区和我国的眼科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庆魁教授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51年由候宗濂、刘新民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当选为民盟五届中央委员、西安市第四届人大代表。1982年6月25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7年12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如今我已年过60，为人民服务的日子不是太长了，愿死时不留下愧悔。” 他经常爱说一名话“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挥鞭自奋蹄”，这正是他一生忘我工作的真实写照。他曾风趣地说“春蚕到死丝方尽，我现在虽然仍吐着丝但毕竟老朽了，像老母鸡样不怎么下蛋了，仅能’抱窝’，唯愿多孵出些小鸡，尤其希望孵出几只斗鸡”。
陈庆魁教授一生心怀坦荡，性情耿直，勤勤恳恳，严谨治学，教书育人，甘为人梯。他是一位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医学教育专家和眼科专家，他为祖国和西北地区的医学教育和眼科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非凡的人格魅力，必将影响一代又一代的眼科工作者。
（冯海晓整理，孙乃学审校）
2007年5月28日
附：
回忆父亲
记得在父亲病重陪护时，他和我提到最多也最遗憾的一件事，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1964年到1965年间，在他收治的诸多病人中，有许多因泪道不通，导致流泪不止，见风见光就更加痛苦的病人。为了能给这些人减少痛苦从而达至治愈，父亲翻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但却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报道及文献。为了能够快速地解决并突破这个技术盲点，他自己反复地用动物做实验，不断探索研究，终于在动物身上摸索到了他认为可行的 “人工再造疏通泪道术”。但要应用到临床还要经过多次动物实验，并观察术后有无后遗症，以及手术后生活对病人造成任何的不适和影响。父亲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直到他在反复试验和采集数据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后，才做了第一例手术。这次的手术非常成功，看着手术的结果父亲高兴的像个孩子似的。此后，又做了好几例，无一例外都非常成功！但由于刚刚经过了自然灾害，经济基础薄弱，原材料紧缺，加之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等历史背景，使得这项在国内外领先的科研技术与临床实践的科研成果没有得到扩大和发展，致使父亲抱憾终生。
我问父亲为什么这样的一项有着国际领先地位的科研成果，没能在国内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时，父亲却平和地告诉我，那是因为他没能做到几十例或上百例的手术并进行术后长时间的随访。他的话让我看到了一个科学工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
有幸的是，两年前因为工作关系，我偶然见到了那个父亲首例“人工再造疏通泪道术”的病人。谈到四十年前手术的情形，他依然禁不住流露出激动的神情，言语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如今的他已经彻底摆脱了疾病的痛苦。他兴奋的告诉我，这四十年来，他的眼睛一直都很好，也没有任何不适和后遗症。我想父亲也应该含笑九泉了。该病人还向我谈起了一些当年手术成功后的小事。手术后父亲告诉他，在术后恢复期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如实地告诉父亲。当他告诉父亲，术后他再无术前那些让他痛苦的症状时，父亲正在吃饭，得知此事时，父亲立刻放下碗筷带着病人来到病房检查确认，一直兴奋地忙着，再也没有顾上吃饭，为第二例、第三例……准备着，为的就是帮助病人早日解除病痛。同时还告诉我，前几年，当年做型材的那个父亲的合作者，找到他询问这几十年来他的眼睛的恢复情况，并发表了论文肯定论证了当年使用的手术型材。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有着严谨科学态度的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一个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的医务工作者，一个具有高尚医德的医务工作者，这也正是所有他诊治过的病人对他的工作的肯定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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