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的1955班，有一半毕业生分配到眼科专业。来眼科后，眼科基础课包括眼的胚胎学、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以及视野学等，科里委派劳大夫负责讲课并指导实习。教与学相长，因此，劳大夫更多地掌握了临床课题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使她的临床基本功更扎实了。
    劳大夫1984年获北京高教局颁发的“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三十年”奖状；1987年被协和医院评为“教书育人服务育人先进工作者”；1987年获中国医学科学院及协和医科大学颁发的“为院校作出贡献”奖状；1990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为高校教育及科技事业工作四十年成绩显著”奖状；1990年获中国医学科学院及协和医科大学颁发的“在研究生教育事业上成绩显著”奖状。
    立志终生奉献祖国眼科事业
    1919年，劳大夫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中学教师家庭。1932年被保送进福湘女子中学。中学期间，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到一所盲女学校服务。那是一个私立的慈善机构。劳大夫说：“在盲女学校里，盲人学生们每三四个人为一个小组，其中一个人是组长，无论到哪里，另外两三个人总是跟在组长后面，日子久了，我们才了解到，尽管都是盲人，但组长的眼睛却有一点点“光感”，其他人则是完全在黑暗中的盲人，听凭组长告诉他们天亮了，天黑了，电灯亮了，电灯熄了，告诉他们门在哪里，领着他们出入房门和教室。”这些情景使劳大夫认识到，即使微微的一点“光感”，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多么宝贵！
    从那时起，劳大夫便立志做一名眼科医生，挽救盲人，哪怕让盲人得到一点点的光明。抱着这种信念，1938年劳大夫考入了湘雅医学院。抗日战争时期，她随学校逃亡到贵阳。毕业前夕，学校要求填写志愿，劳大夫毫不犹豫地在第一、二志愿上全都填写上眼科。当时同班只有四名女生，学校鼓励女生学妇产科或儿科，并承诺如果学这两科可以留校当助教，而要学眼科，必需接受“征调”，到伤兵医院服役一年。劳大夫毅然选择了眼科。一年后，劳大夫回到了湘雅，有人劝说，眼球是那么小的一个领域，两个眼球还长得一样，有什么知识值得你毕生钻研呢？但中学时代到盲女学校服务的情景深深印在劳大夫脑海中，她立志终生从事眼科，挽救盲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劳大夫返回长沙。当时长沙地区没有眼科，但眼疾病人却很多，现在已经看不到的角膜软化症，几乎天天可以见到。“那些患角膜软化症的儿童骨瘦如柴，声音微弱，只要你轻轻扒开他的眼皮，他的晶状体就会蹦出来，落在地上，因为他的角膜已经坏死”。劳大夫说起当时的情景仍难抑制内心的悲痛。
    抗日战争期间，长沙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整个城市夷为瓦屑，湘雅医学院也遭到洗劫，医疗设备更是不能幸免。而从国外医学书刊上她看到很多新技术，新疗法，抱着对眼科知识和技术的迫切追求，劳大夫想出国深造。正巧，1948年报纸上刊出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愿提供中国职业妇女几个奖学金名额到美国进修专业。经过考试和面试，在全国录取的三人中，劳大夫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后来劳大夫又得到了中美文化基金会的奖学金。1949年1月劳大夫前往美国。
    经过刻苦学习，劳大夫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她同时获得美国医院的聘书和北京协和医院的聘书。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气象万千，劳大夫归国心切。但美国当时极力阻止中国学生回国。怀着对祖国无限的挚爱，对亲人的无比惦念，劳大夫历尽艰辛，克服重重困难，乘坐大海轮，经过24天海上飘泊后，终于到达香港进入深圳，回到祖国。那一刻劳大夫止不住热泪滚滚。从那时开始，劳大夫就投入到我国的神经视野学医教研工作中。
    现在，操劳了一生的劳大夫，依然放不下她的事业，放不下她的病人，放不下她的学生。每周她都要定时来到医院，不计任何报酬地参加疑难病例讨论；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毕生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她所希望的是：“在自己有生之年，仍然继续做一个人民有用的人。”劳大夫在她平凡的岗位上，带给患者的是光明，传给学生的是精神。
    采访结束时，当记者提出要给她拍照时，她马上“唉哟”一声说：“不行，我还没有打扮一下咧！”遂即转身向身旁的一位学生说：“你有没有化妆品，借我一用？”她那爽朗的笑声，那神采飞扬的神情，哪里像一个已88岁的老人。难怪有人说她：腰背挺直、走路稳健、思维敏捷、讲话清楚、耳聪目明，真是一点也不虚言。
    她为什么能笑得那么甜？那么美？她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已经告诉了其中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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